【赵长天&冷雪松】乌日汀叙事曲（上）
*标注上是因为想写下。
我在凤凰屯教书的两年间断断续续写了不少信给他，大部分没有投递，连邮票都没有贴。所以无论那几个永远对我的过去保持盎然好奇心的同事，抑或我本人，在端详着一摞足可以昭告为“废弃之物”的稿纸时都觉得那仿佛一尊墨水的墓碑，和一些芜杂情绪的集合，它们或灰或土，总之沾了黄河水便攒成一团，在蜡油似的岁月中沉底了。
无可否认，我唯有写他名字的那几笔足够劲道，每每洇下去几层，数到第三张还能看见芝麻粒似的蓝黑墨点，随即这种劲道自行委顿，风消云散，于是我懂得了他的名字本身就是一篇强烈的“哀的美敦书”，那是很久以来——包括在校期间，我都没有感受到的。徐文丽和丁学武启程前，我嘱咐他们，倘若找到他，一定给我来个消息，结果后来这两个人也消失了，联系不上了，自这两个人的行迹从世界上抹去以后，他去的那地方于我而言就像百慕大三角，在此之中我的愿望一再发胖，发胖，如入了笼屉的白面馒头，无法继续被我储藏在怀里使其不为人所知。我把那些未寄出的信收拾进行李，压在底层，毕竟那不是要当着他的面宣读的，而是作为倘若有朝一日我同他打了照面却一个词都蹦不出来的预防性质的腹稿储备。
辞呈在我手里握了很久，文学教研组的同事劝我再斟酌，初萌也劝我不要交，实在不行的话申请一个停薪留职，等我出去三、五年的回来——当然咯，我只是先入为主地猜测要找到他估计得花费三到五年不止，倒也不是非常笃定——回来之后还能保证留有一个从业的位置。77年之后师范的招生名额逐年增多，且是将近倍数性的涨幅，宁州为此不断调整入学体检啦，师资啦，毕业分配啦一系列政策条文想要培养出更多的教师，大串联时期留下的遍地坑洼人们像是在完成卫生评比一样地去填补，我的梦里缺少一个凤凰屯，那一块标着地名的湿黑泥土如遭人践踏了一般塌陷坠落下去，坠出一个蓝汪汪的空洞，好像那块地原先是绣在天上的，无非一只巨手将补丁硬扯了下来，这么一看我的梦中世界完全颠倒，以地为天，以天为地，无论何处都有泥土，凤凰屯已经不再短缺我了，或许自始至终都从未短缺过我，凤凰屯于我的宽容便是我于凤凰屯的一厢情愿。
我转火车到济南，再从济南的长途车站颠簸二十来个小时到赤峰，车上的气味厚重得像沤藏的柴油返潮，简易搭建的类似火车卧铺的结构将过道的宽度无限制缩窄，窗户焊死了一条边，无法从另一侧推开，头顶的排风扇视落灰程度推测常年坏着。我左边的乘客不断更换，大多数人都在通往赤峰路上的零星站点抵达了终点。前几年我也是这么一个个看着他们远行的，我想，我的同学们，我目送那么多人从同一个起点离开，数量难以置信之多，一大把尾部扎成捆的野花束抛洒上空，绳结脱扣，最后化成千丝万缕烟雾弥散在宁州的黄昏里，宁州的黄昏和清晨仅靠相片是分辨不出的，故而时时我倒腾自己的记忆如倒腾那些我不熟悉的商品，我同它们逐渐陌生起来，甚至闹不清楚毕业照的准确时间是上午还是下午。
所以我观察那张手写的白纸牌子，我的亲笔，写的时候夹杂着莫大的虚荣心，我没有将他的名字完完整整排布在抬头或许是给我自己留了一条后路，投机取巧式地赢得了一种虚无缥缈的，绯红色的胜利感。我想过很多种方式，为他正游荡于被大火焚成褴褛废墟之所的烂尾楼上方的散碎灵魂，营造出他并未缺席合影的氛围，但无论如何，无论多么刻骨铭心的东西，最终都需要写下来，唯铅字才拥有不被篡改的正确性，唯铅字才能经千锤万凿而不脱离本源，唯铅字才享有不可撼动之高贵，我早几年明白这个道理也将早几年懂得徐文丽发表诗集的渴求从何而来，而这些归根结蒂，是他很早就明白了的事情。
他比我明白的要早得多，他比我认识到这个由人际网和名利场组成的榫卯社会，这个“无论毛巾污浊与否，多打几遍肥皂还是能将手抹净，而毛巾是否污浊再与我无干”的社会的真实容貌要早得多，他好似对一切熟练，却仍然清澈凛冽如新。更难以置信的是，我对他逐渐深入——在我们分别之后依旧不可避免地不断深入的感触，尽管是美妙的，褒义的，却常常令我难过万分，我没来由地为这些经历感到难过，为这些确凿开始却无法分辨是否结束的旅程感到难过，我积压下来的陈旧情绪开始发酵，而发酵的过程除非制造食物，不然大部分都是违逆众人之愿的。
为了应对这沓不堪重负的日子，我将77级刻印在我脑海中的场景编纂为虚拟的故事，讲给我的学生们，并听从他们的建议把故事整理成册。我试着用我的笔去写他，用我的视角去看他，用我尽量体会到的他的体会去体会他，结果却写得越来越茫然，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这是否正确，或者说搞不清楚我是在对什么尽责。
后来找了一个相对干燥的天气，刚刚入秋，还穿夹克，我揣着打火机到学校后方的公墓，那时候的公墓都有统一的焚烧炉子，提供给前来祭奠逝者的人们一处避风式的焚烧纸钱之所，在那里我将我的故事集全部投入炉膛，一把火烧干净了，心情反而好了很多，不过打那以后再也没动过写小说的念头。我想并不是我否认了铅字之益，而是如今的我已无能无力去追求太广博佶屈的东西了，莫如随写随烧，随写随顺着天梯让它们旋转升上去。
话说回来，当初为什么没有一并烧掉我给他写的信呢？这我本人也不大能想得通，或许我曾经握着信纸来着，却最终没有往焚烧炉投进去，大概还是和我总临阵脱逃的性格有关。
在长途车的硬卧铺上躺着，不知道怎么回事，总觉得如今目之所及的一切，都想捎去给他瞧瞧，我知道他那边也有，无论在哪里，无论能否找到，毕竟他还在世，指的是还在这个世界上，不带任何生存侥幸意味的“在世”——我望着天空时他也正巧头顶着同样一角天空——不是那些。而是，我看见零零碎碎的新口味方便面，红烧肉午餐盒，还有填充了绿豆沙或奶油馅料的酥饼，看见吹泡泡的手枪形状玩具，以及我给花儿买过的那种，踩一脚鞋跟就会发亮的鞋子，我统统想买下来捎去给他，一件件挨个摆出来，摊在他面前，好像把他失去的那半个世界都摊开了，不过随即尖锐的刹车声仿佛针头戳破我的顽劣气。
到达赤峰站的时候，整辆车剩下三、四个人，而他们一下车就锚定了一个方向埋头苦走，这一点，我着实非常地羡慕他们，我在长途车站徘徊了整个清晨仍无法下定决心该往东还是往西，我一杯接一杯地和咸味奶茶，当地管这叫“酥油茶”，用风干发酵的奶酪制品冲泡的茶水，我第二次因“发酵”而动容，让那不似海盐也不似碘水的咸味引我东撞西撞，磕磕碰碰地，我向更北方走去。
当初见到那种墨绿几近黝黑的，喂军马的豆饼，还是我最初扎根凤凰屯的时期，饥荒在不同的乡镇呈现出大同小异之貌，而这问题似乎顺而自然地归咎到知青身上，归咎于原先身处三百六十行的城市工作者，建筑师放下测绘仪器转而去粉刷厕所的白墙，程序员背一筐一筐的原石上山下山，西医放下手术刀转而去挖田犁地，中医尚且在识别出艾草和板蓝根时雀跃相拥，怎奈乡镇居民很少有真正笃信中医的，他们更倾向于将中医同巫医联系起来，继而推崇更具迷信性质的，肢体语言类治疗方法，中医们很快碰了壁，在发现自己的“经络五行”实在不是广为人知的那一套“经络五行”，而自己的理论知识并不受认可，相反那些关乎八卦和文言文选修课中吉光片羽的龟甲占卜话题更受欢迎，他们在等待和绝望中沉默了，沉默地翻刨土地，挖出大头菜的球茎抛进生满溃疡的口腔中咀嚼出汁。
我就是在这时见到了食用军马豆饼的人——后来我才知道那具体是什么。顾名思义，那是军马的粮食，不过人到底活不下去，只能主动地去和动物们分享口粮。豆饼是极其珍贵的，搓成一小球一小球慢慢烂嚼，能嚼出一股辛辣气，那是青稞在萌芽期沤出麻椒一样生鲜的征兆，莲子仿苦，青稞仿辣，塞进嗓子眼里打个嗝还可奉为佳肴一道。
刚才说，我具体知道那是什么，还是他讲给我的，他给我们聊喂养军马的事宜，什么时候该投放什么种类的草料，如何计算锻炼的强度，如何评估马匹的质量，那是他在他父亲的演练场从小耳濡目染习得的独一份的经验储存。他父亲是军区司令，他便是军区司令家的公子，我们都蛮羡慕，羡慕他时不时能偷摸去司令部盗窃一篓补给品回来，虽说他会分发给大家，不过这种羡慕是绝无可能消减的，就好像即使你受了钟鸣鼎食之家的盛席款待，教你既不挨饿受冻，甚至过上可谓优越的生活，你还是从心里会羡慕那钟鸣鼎食的。不过这列队里需刨除吕卫兵在外，吕卫兵并非不羡慕，而是从入学第一天起就看他不顺眼，好巧不巧地，他也看吕卫兵最生嫌弃。
有一次他单独拉我去树林里，就是教学楼后面紧挨着石砌阶梯的杨树景观林，在那里把一只绿色挎包交给我，如数家珍似的翻着眼皮背诵：徐文丽不喜欢吃压缩饼干，分到丁学武那只罐头里了，六哥要鱼腥味儿重的罐头喂鸭子，军区没有过期的东西，我弄了两只便宜的，林立不挑，让他爱拿啥拿啥，剩下的都给你，你可不能吃压缩饼干，那玩意儿顶饱但没营养，你胃不好。我说雪松——
我叫他雪松，这么久才刚刚提到他的名字，他姓冷，冷雪松。
我说雪松，你怎么不自己给？他说，最近他跟吕卫兵正杠着呢，吕卫兵批判他是资本主义余孽，亟待肃清，早晚要找茬检举他的。
他懒得同吕卫兵来往，却在给吕卫兵家乡遭洪灾筹款的时候搭进去自己三个月的生活费，不得不说他的确是很容易被氛围带动的人，同学们起着哄，他就心满意足地答应了，大家很乐意把他架在一个高的位置看他如何收场，不过也是他自己个儿愿意先爬上去的。我看他的微笑里总含有一种唐诗的侠气，眼里则是月浸酒泉，可惜他格外偏好掐着嗓子阴阳怪调地作弄唐诗，好像当真以此为剑，来洞穿我们，洞穿我们的休眠和怠惰，洞穿我们的不眠和不惰。
我纯粹靠脚力在寻找他，每一步我便幻想这或许是他踏过的呀，或许他曾在此哈腰去系一系松解的鞋带子，我留恋起我俯身的那一个动作，那一个动作又投射下阴影在那平面的土地上，好像未竟的戏剧，演员却趴在台上赖着不起来，倘若都停留在我们演《董存瑞》那会儿该多好！我这么想，但不能这么规定，而且要我平静下来讲一句公道话，时间还是流动起来。
最后一张他寄来的明信片还夹在我的教案里，他很奇特地开始写现代诗，那么古远的一个人，痛苦满盈地徜徉于现代诗之海，仿佛坠进蜂蜜的枯叶蝶，用以传感和应答的触须都被弄得黏黏糊糊。这让我没法不相信徐文丽已经先一步找到了他，可怎么没来消息给我呢，莫不是消息都被阻隔在百慕大三角里了吗？
先征者死
后进者存
先征者恒死
后进者狭存
众生说到底都是流变
正面则是额尔古纳河夜空星辰的延时摄影，我顿时寒意丛生，他从来是先征队列的一份子，这样一个人竟说出“先征者死”一句，莫不是他是“知其死而征”吗，最宽宏者无非“知其死而死其”罢了。于是我拼命地记着他这句话，众生说到底都是流变，我随着我脚下筛落的光斑前行，一寸一寸地挪动荒芜之躯，我才发现我把那么多东西都遗落在身后了，却又丝毫没有感受到一星半点肩上负重的减轻。
进入通辽之后，我想起他在第二张碧绿密布的明信片背面这样写：
犀牛的蹄是科尔沁，角枕南缘敖汉旗。
这便是科尔沁的地形分布了，我躺下在犀牛的蹄铁，梦境也恍惚变得臭烘烘的，他一定是将地图看得熟烂，熟到连仰望星辰都是锡林格勒的轮廓，不过我的眼睛以及眼睛直通的脉络还未同朔风连结，它们充其量不过是一对眼睛，用来简单视物的光学工具，为此我犯下了严重的过去的错误，之所以用此种悖论语序来表达，是因为我至今才无意识地打磨利器去缓慢揭露开我错误的本源，绝无刻意遮掩，粉饰自身的意图。
我的错误即是所有认为“远视眼患者远不如近视眼患者痛苦”的人犯下的惯性错误，这导致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了惯犯。
草坪是更多的姜黄和鲜少群青的混合，仿佛一年四季只有比例在变化。不过我现在看它是一个样子，一种心境，未来看它另一种样子又会感慨瞬息万变，未成诗人却先染上了诗人的蹩脚脾气，以这句在骂任何一个人都不为过，可见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是诗人。我在通辽住了两宿，随后向科尔沁右翼启程，由蹄铁攀向角。他一个人总不至于带着一整座军马场迁移向他逃离人世的去处，我感觉到自身的卑劣，即我用破坏他的绳索拴住了他，我知道他在“世”里活着，恐惧地藏匿，那么潇洒的恐惧，潇洒得不像是恐惧了，但那个“世”困着他，清晰可闻他挣扎的，指甲抓挠铁板的刺响，好像陷入弓曳外围沼泽的幼鹿用那偶蹄目的脚践踏野草的根，发出濒死的嗥叫。于是我看他寥寥数笔的明信片，又觉得无一不是在求救了。
人群之喜归根结蒂是点灯之喜
不然子夜龙舟，月下傩戏
你知道哪里该是红的，它会在黑暗中更红
红得煞了喜色
那是心中之血漾出眼底
幼鹿最终只剩下偶蹄目四肢暴露于沼泽之外，那么浅的沼泽竟也将他淹死，不过只是我看来浅，若我是四肢着地地进去，死亡时间恐怕较幼鹿更提前半个多小时。
在通辽走得远了，觉得那地方遍野是尸骨，遍野是亡魂。天空净如碱水泡化一叠群青云母，日光不消用力便将云层刺穿，在瞳孔里熊熊滋长蓖麻般剧烈带毒的热情，每一丛尖刺上都是泛着荧光的毒液，那正是丛冰洲矿产下勃发出来的，东北更偏北，东北的官话更偏东北一些的味道。同科尔沁的蒙古土语交响合鸣为令人目眩神迷的唐卡绸缎画幅，而这些线条都是不安于停顿的，不安于扎根的，没日没夜地晃荡，浮游，将生物吞尽，吐出骨髓，皮开肉绽，把那远去的战场下埋没的亡灵和肉身一具具开掘出来，放在湛蓝的篝火上烧了，青烟直窜云巅。
我收回目光时，眼泪酸胀蜿蜒。深彻且悲观的绝望感丛心底而来掳了我而去。这地方太浩瀚，浩瀚得晔然鲜明，这地方太肃穆，肃穆得危弱欲倾。内蒙古实在是我不该涉足的一块险境，这是需要历经重重筛选得一张车票或名牌方可进入的，一个庇护所式的域土。
上学那会儿我们几个人形成了一个小团体，经常性地怂恿雪松他带我们混进电影院蹭一两场当红片。当时宁州大大小小的电影院共四个，往往一部电影在一处放一日三次，早午晚场，早和午我们要上课，只有晚场的机会，所以在第一家看完，如果那个时间的差额足够我们跑到第二家，几个人便开始在大街上疯跑，跑到第二家去看第二遍，看到月明星稀，筋疲力竭，瘫坐于学校的石阶上大声辩论，多半也是辩论电影的内容。
有一次雪松把我们在底下的座位上安置好，自己跑去上面的放映室里坐着，那个放映员好像算他的半个同事，部队里的一个文艺兵，曾经到水关区派出所去学习，我也不知道文艺兵到派出所能学习什么，不过听说他和雪松的关系一直很好，两个人在那间小放映室里窸窸窣窣地交谈，我那一瞬间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这话说起来毫无由头，跟这种能够称作“不是滋味”的滋味同样，萌生得毫无由头，我有时候觉得他就在我们之间，有时候他又一溜烟从我们之间跑开了，在各个世界中乱窜，仿佛一场盛大舞会上，端着托盘打着领结以伪装成侍应生为乐趣的某留洋归来富家公子。由于他见过太多我们眼中堪称出格的景象，并且毋庸置疑地已习以为常，故而他常常刻薄又尖锐地在那无聊的灰色轮毂上过活，像是八音盒上永恒旋转的独腿锡兵，非要跳出格去，因为他说，那音乐就是出格的，那旋律就是出格的，塑造他的人也必定把这种对“出格”的渴望注入了他的体内，他是携带着这种病毒一样的个性在引出喜怒哀乐，他把自己活成了戏剧的一幕。
像吕卫兵啦，韩老六啦，他们很多人开始接触雪松的时候都受不了他的刻薄，女生们——除了徐文丽以外——倒是都相当喜欢他，因为他好像比我们班的女生们还要更懂得“女生之为女生”的那一套，穿衣打扮时尚潮流云云，包括一些极为感性的伤春悲秋时刻，和另一些截然相反的冷漠调调，我私下里问他为什么他很能深入体会到女生们在冒出一些复杂又迷离的言论时的心境，他答了很多在我听来歪门邪道的理论，即使我奋发研究也是研究不会的，所以我猜那可能是天赋吧。就我所知道的，我们的班长石捧玉被龚大法狠狠地讥诮了一顿着装之后，就曾追着雪松让他给自己参谋，他也不乏殷勤。除此以外，他有渠道弄来那些市场上罕有的小装饰品。我越往通辽深处走，越回忆起来，那些大概是俄罗斯那边进口来的，异域色彩很浓厚，调色和香味也是广袤又忧郁的。
我只提到吕卫兵和六哥和他不对付并不是要把我本人摘除出去，而是想要说明他的刻薄并非只针对某一个人，不是个人性的行为，而是群体性的倾向，这一开始让我觉得颇为奇怪。因为他是作为军区司令的嫡长子，也就是在军队系统中成长起来的——我下乡那会儿不是没有接触过军官的亲戚，但都和他不同——他从来没有表现出过官家子弟的习气，却反而像个古怪不讨巧的算命先生，讲话神神叨叨，起伏不定的语调同肢体的怪异节奏相配合，好像断了线的木偶在悬挂的高枝上跳来跳去，唱着爱尔兰民谣式的歌。而且稍微打眼一注意的话，会发现就连那算命先生的招牌也是他自己画的，总之全都是假的，他活在一幕我至今都怀疑是否真实的戏剧里，好像只要他自己打个响指，全场灯光刷地关掉，他即从我面前，从我所在的这个世界上消失无踪了。
在这些行当之中，他最乐得假扮成匪徒去打劫那些他觉得恶劣有加却未能得到合理惩罚的人，再把抢劫来的良善通通推回给这些恶人的受害者，让他们得到合理的拯救，等于说是把一方不道德的“合理”从世故的惺惺作态中硬生生解离出来，交换到本该获得这份“合理”的合理之人手中，仿佛拨动天平的游标卡尺，西点师一般调整砝码的重量，那样精致的一个行为模式。一个富人主动劫富济贫的故事框架，是劫了他自己来济世。然而雪松他在做这些的时候，全然不是一副施舍的样子，还是和我先前说的一样，他的刻薄是群体性的倾向，无论对恶人还是受难的苦命者，他总是先洋洋自得地刻薄一番，让对方恨他恨得要命，随后他再为其鞠躬尽瘁。
我曾问他你这不是吃力不讨好吗？既然是诚心诚意地帮忙，何必偏偏先让人恨上你。因为他看上去不是故意要那么做的，不过他自己也不大有所谓，格外神经质地笑了几声说，他没忍住。
在通辽过了两夜，旅馆门外是通让路长途车站的立牌，从这里可以直接抵达黑龙江，如此罗列的意向给我以无限的恐怖感，我每每看哈尔滨和满洲里的罗列，看海拉尔跟热河的罗列，这种恐怖感便从四面八方笋尖似的迅速冒头，因为我总想着这些路该是断裂的，中间穿越架空的峡谷和深不见底的陨石坑的，从神秘中来，又往神秘中去的极北方路线。我逆着通让路，朝反方向走，远离那些旧的弹坑和边境上炮台和火器的余孽。
我知道军马场就在赤峰略西，西侧的边缘上，也就是，我从一开始就在远离我的终点。之所以选择徘徊绕道，维持短暂自由的，自我放逐性质的逃避，是因为我实在害怕得很，仿佛一个初入工作岗位的小大夫在步入他自己的病人的病房之前，都要深呼吸几遍故作镇定地巡回完毕整个科室的走廊，越是自觉地了解概貌越不容易手忙脚乱。故而我现在走的每一步，都离他更近一步，可惜本以为这样逐步逐顿的，缓慢的靠近能缓和我那快要僵硬死亡的惴惴不安的心脏，最终我还是被扼住了喉咙，意外也不意外地，迎风而窒。
于是我在一望无际，无车无人的长路上奔跑起来，行李在肩上颠簸，好像它也奔跑起来，我觉得傻里傻气，也痛快异常，偶尔几辆蓝色或绿色，却是油彩的颜色而非天空和草坪的蓝绿的车子从我身旁飞驰而过，引擎轰鸣着，于是我突兀地想起他，我眼前深深刻着他的影像，好像我正追着他远去的方向，直到我跑起来，直到我用力驱动沉滞的双腿，真正踏上内蒙古的土地，我才意识到我竟然如此，如此地想他。
我向他走近的每一步都比上一步更想他，也更害怕。
评论(3)